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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条虽在表述方式上与第62条呼应，其第1项却有意将解释宪法与监督宪法的实施写在同一个条文之中。
[vi]孙波教授将备案审查结果等同于备案审查决定，但又否认了备案审查决定产生溯及力的观点。[xxvi]但附着在该规范性文件之上的司法裁判和法律行为，并不一定立即失效。
（2）对于负担行政行为的撤销，重要的是进行利益权衡，但如何把握负担行政行为撤销的方向和尺度也存在很大争议。非洲很多国家的宪法都强调，违宪性、违法性宣告如果不利于司法裁判的被告，则不具有溯及力，体现出强烈的有利于被告的判断标准。当违宪审查机关认为该规范性文件违宪，可以废止依据此无效规范作出的司法裁判。[xxxix]德国对于负担性行政行为，可以存在下去，但不能强制执行。[liv] 参见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
这一观点似乎把问题更加复杂化，但同时也引起了我们更多的思考。王锴教授阐述了德国学界的观点，通说认为执行冻结不适用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但是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60条第2款的规定，法院可以在再审中命令暂缓或者中止执行，这相当于法院有自我裁量权，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刑事判决所依据的规范无效，那么此时法院的裁量权就收缩为零。没有合宪性审查即意味着我国的宪法解释实践仍然处于极度不活跃的状态。
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发展条款。国务院制定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02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59号)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定本条例。由于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宪法解释程序法，目前关于违宪审查程序的有关规定，主要依据《立法法》第99条至第102条的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两个案例对创作自由的理解不同。要求地方对地方性著名商标制度依照上位法进行清理，等等。
最高权力机关更愿意选择修改宪法或进行立法，而不是宪法解释。从文化权利保障的立场看，该条的规定使国家的保护和促进义务实现了宪法上的规范化，有利于作为社会权利的文化权利的发展。3.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调查取证，应符合宪法的上述规定，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45]从其规范效力的作用方向来看，主要是立法指向的，即主要发挥对立法机关的拘束力，通过课予立法者制度建构的义务，实现基本政策的制度化[46]。
[36] 上述四个案例中，前三个案例都将第47条与第51条结合适用，重心在于第51条的权利限制内容，为案件败诉方承担法律责任提供论证依据。该条缺乏对公民权利和法律后果的清晰界定，因此，并不具有司法救济的直接可能性。因此，不论哪个国家机关行使宪法解释权，都需要通过合理的宪法解释原则来对不同的条文内容加以协调，否则就会造成宪法实施的困境。但是，自《立法法》2000年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正式启动违宪审查程序。
最后，该条第2款将文化遗产保护也纳入国家责任范围，并概要式界定了国家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即名胜古迹、珍贵文物、重要历史文化遗产。首先，该条前半部分确认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权。
特别是以第22条为代表的基本文化政策条款既为国家在文化事业发展方面设定了义务，同时也打开了国家权力干预公民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的大门。(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权的文化权利则要求国家履行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义务。[20]文化的内涵丰富，与国家的政治价值立场、公民的表达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国家的教育责任和公民的受教育权利等领域交叉重叠。根据2018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职责问题的决定》)，新设立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除继续承担原法律委员会的职责之外，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25]《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参见前引[42]，沈春耀文。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但是针对有关学术自由的阐述有所变化：关于洪振快上诉提出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及与人格权利冲突的平衡问题，本院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保护公民言论的自由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同样也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保护公民享有的名誉、荣誉等权益。
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进行的宪法解释实践，[53]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以法律询问答复的方式进行的实际解释外，[54]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做出关于某某宪法条文的解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为完善宪法解释制度在组织机构上提供了重要契机，有望使宪法解释突破目前极不活跃的实践状态。
[6]如《电影产业促进法》2016年11月通过，2017年3月开始实施。[40]备案审查制度日益受到重视，2017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
《公共图书馆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6年12月通过，2017年3月开始实施。事实上，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宪法解释方式更为灵活，有利于节约立法成本，稳定宪法秩序。
(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实现了组织机构上的初步完善 2018年3月，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了第五次修正，《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国家义务的多层次理论，国家对公民文化权利负有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实现的义务以及促进的义务或给付的义务。[48]韩大元：《论当代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4期。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定有望加快。
[28]贾宸浩、相焕伟：《宪法上的文化权利：我国文化政策法治化的根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显然都包含着将宪法中的基本政策条款具体化的立法考量。
这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关于自由的一般原则，是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所划定的边界。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由于事业本身是指系统性的社会活动，因此，国家发展国家开展国家保护等术语的使用就不仅仅是指财政经费支持那么简单，而应该包括相应的管理机构的设立、事业单位的成立、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其他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等等。[36]参见前引[23]，王德志文。
具体理由是，通过细致分析条文中包含的进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可以发现，尽管何为其他文化活动宪法条文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如果结合第22条关于文化事业的基本领域的列举，则可能包括从事或参与新闻广播、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建设及有关活动、以及参与群众性文化活动等。文化宪法条文的内在紧张关系，说明孤立地解释和实施其中的一个条文，将可能产生削弱甚至违背其他条文的规范目标的可能性。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有时被解读为学术自由[23]，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有时被解读为艺术自由[24]。宪法审查机制的备而不用，即宪法虽然设计了对于普通立法和国家公权力行为的合宪性审查，但却从未作出违宪判断的制度运行现状，成为我国宪法实施不充分的重要制度表征。
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方式来看，中共中央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不准备对已有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做重大的制度调整，采取的是变动最小的改革举措。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虚置现象极其严重，也缺乏与宪法解释制度配套的操作程序[52]。
[55]但是，这种以询问和答复的方式进行的解释不是针对某一类情况做出的抽象的、普遍适用的规则，而是就具体案件的情况与事实，为解决特定事项作出并由有关的国家机关遵守执行之[56]，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该条所发挥的主要规范功能是赋予立法者制度建构的积极义务，逐步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文化发展义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实践中，还能够看到从第47条中归纳出创作自由的判决。[35]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00392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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